2020年，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引发的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不但使亿万大众的生命健康陷入巨大的公共卫生危机，而且让人类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长期以来紧张而敏感的关系再一次暴露无遗。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和应对“人-建筑-环境”繁复关系的城市工作者，不禁自我拷问：我们所致力于创造的生态平衡、健康优美的人类生境到底怎么了？为何在公共卫生危机之下如此脆弱？

在如何改善人类生境和消减公共卫生危机方面，已有不少城乡规划学和建筑学学者基于自身学科角度贡献了多层面的思考：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韧性城市建设和医疗卫生设施布局、保障大众健康的社区治理和建筑设计，以及大数据支撑下的防疫空间信息技术平台搭建等，所涉议题广泛。但除此之外，笔者依然认为：站在“风景园林”的学科视角，关联性地重审和反思其所面对的公共卫生和公众健康问题同样关键且不可或缺。

为此，本文拟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学科演进”出发，来回溯和辨析现代“风景园林-公共卫生”学科关系的起伏变化。考虑到第一次、第二次公共卫生革命不但对现代公共卫生学影响深远，也给两大学科关系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改变，因此研究思路是：以2次公共卫生革命为背景，将现代风景园林与现代公共卫生的演进过程纳入相关的时间序列和历史事件中进行关联性梳理，以点带面地勾勒出“风景园林-公共卫生”两大学科关联演进的大体脉络，为疫情下的风景园林学提供另一角度的专业思考。

1 风景园林与公共卫生的学科演进概貌

1.1 风景园林学的演进

风景园林学是一门应用艺术手段来处理人、建筑与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学科，尤其强调合理地运用自然因素、社会因素来创造健康优美、生态平衡的人类生境。该学科既古老又年轻，因为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园林、风景与景观已存续数千年；但作为一门现代学科，风景园林学则可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在传统造园基础上通过科学革命建立起来的新学科范式，并呈现出“服务对象公共化、价值取向多元化、实践尺度体系化”之演进趋势[1-6](图1)。

1.2 公共卫生学的演进

图1 风景园林学科的演进概貌Fig.1 An over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iscipline

图2 公共卫生学科的演进概貌Fig.2 An over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health discipline

公共卫生起源于人类对于健康的自我认知和内在需求，一部公共卫生的演进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人类体验和认知健康与疾病的历史。如果说早期公共卫生的概念和实践同人类的“农业革命”休戚相关，那么现代公共卫生的理论和实践则离不开人类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副作用的应对和响应。该学科从产生至今大体可分为5个阶段[7](图2)。

1.3 公共卫生革命视野下的风景园林学和公共卫生学

公共卫生革命对于风景园林和公共卫生的学科影响差异明显，但是对于两大学科关系的改变却至关重要。

单就公共卫生学科而言，公共卫生革命的影响显而易见——第一次公共卫生革命引发的后续效应和重大学科转向，直接促成了现代公共卫生学的建立，并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传染病防控的黄金时期；而第二次公共卫生革命则伴随着现代公共卫生学的自我修正和完善，并使20世纪70年代—21世纪初成为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的重要时期。

与之相比，公共卫生革命对于风景园林学科的影响较为有限，更像是传统取向在新背景下的延续和应变——健康和环境本就是该学科长期关注的核心议题，只是逐渐表现出“从单极生理愉悦到生理、精神、社会的多维度探索，从消极被动治疗到积极主动预防，从注重康复的庭院花园到关注过程的城市公共空间”的新动向；即便是现代风景园林学的诞生，也和公共卫生革命缺少必然而直接的关联。但是公共卫生革命却通过改变公共卫生学科，使“风景园林&公共卫生”在学科认知上发生了关联性演变。换言之，2次公共卫生革命在推动和改变两大学科的交互关系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这里需要阐明的是，对于风景园林学&公共卫生学2门独立学科而言，本文所要探讨的“学科关系”并非指学科之间的分化和合并，所谓“共识”或者“分野”其实反映的还是独立学科在特定时期和领域内的专业认知关系(共通或分歧)。简言之，下文重点探究的是“公共卫生革命”背景下两大学科关系的改变和影响，描绘的是现代风景园林学与公共卫生学基于专业认知的关系演变图景[8-9]。

文章来源：《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网址: http://www.ggwsyyfyx.cn/qikandaodu/2021/0708/788.html